其实,我在这次联欢会最大收获是遇到李信明(李学数)和洪雅琳(香儿)!都是踏破铁蹄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在晚会当晚,找李信明好几趟,没有桌号,寻觅不到,却在隔天一早,早餐同桌!
这洪雅琳则更妙,出发一日游,十名槟城同学加上十五名新加坡同学,一坐下就问,这里有谁是曾{?}雅琳?洪雅琳就坐在后面,你说妙不妙?是不是很有缘!结果她马上要换位,我们谈了很久,无所不谈也!
Tuesday, September 27, 2016
悼许万忠同学
悼许万忠同学
本月初,九月八日下午一点多,接到张永锋同学通知说:“万忠今天中午十二点去世!” 心中一阵怅然,南大人又弱了一个,南大人失去了一支健笔。
许
万忠同学,南洋大学第八届工商管理系毕业,生前活跃于各华团,在马六甲华人大会堂,海南会馆,南洋大学校友会等担任要职,任劳任怨,服务社群;更特出的是
以的犀利的笔锋,用生动的语言,举凡国家大事,华教课题,社会现象,乡情亲情。。。论述立场鲜明,义正辞严,针砭时事,感情丰富,他中学就开始文艺写作,
八十年代改写时事评论,曾任中国报“精彩三十”及南洋商报“星期评论”特约撰稿人。一直到逝世前,还是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专栏作者,每星期五见
报,从不间断。出版的单行本有:《回忆云南园》,《点到为止》,《风雨大会堂》,《浴火凤凰》,《天凉好个秋》,是马来西亚难得一见辛勤的文字工作者。
我和万忠同学由于不同时期在南大求学,所以并不熟悉,毕业后也各居半岛南北,没什么机会交往。开始认识他有段缘由: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在2004年出版了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二)南洋大学史论集],有一篇许万忠的专题论文
"笔底生澜--南大写作人简介",列出219南大写作人,竟然连和胜也榜上有名,介绍说我的作品发表于文道月刊与南洋商报,擅长教育问题。过后,由于他的
太太是槟城人,他的同班同学张永锋就常在他们来槟城时,安排和同学聚餐,便有了见面的机会。由那时起,我才开始注意他的作品,也追看他在东方日报的专栏。
虽
非知交,不过见其文如见其人,从他的许多作品中,看到他波荡起伏的一生,走过的曲折不平道路,甜酸苦辣的心路历程,娓娓道来;而对国家大事,政党动态,华
教风云等,有他的一贯立场和看法;对乡梓(他是海南琼海人)同乡家人,朋友同道,用情深重。最令我感动的一篇,“永远的怀念”
文中,他描述失去爱儿世骏,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与不舍,让我读了为之动容!
看万忠的一生,我认为,他作为马来西亚的华裔公民,读华校,读南洋大学,受儒家思想熏陶,追随华族传统道德观念,所谓:读圣贤书,所为何事?终其一生,他是
一名马来西亚华教培养出来的道道地地华人子弟的读书人,为国家社稷尽了义务,为朋友、同道及家人履行了应尽的责任,应是一生无悔无憾了。
在我们南大人来说,我认为最可惜的是,他的离去,使我们失去了一位难以取代的写作人,一位能以生动流畅华文写作的笔耕者。
从此“西出阳关无故人”,万忠同学,一路好走,安息吧!
有关峇厘岛联欢会的感想
南大人,南大情--参加峇厘岛第十五届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有感
今年九月九至十二日,在印度尼西亚峇厘岛举办的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参加同学近一千两百人,新加坡来的同学就超过六百人,而引起的课题,各种突发状况也特多,令同学们印象深刻,感触良多,尤其是住在首选酒店Rich Prada的同学,更是愤愤不平,大吐苦水!
其实,这次的联欢会能在峇
厘岛成功举办,完全是由于一位企业成功的南大校友--印尼富豪翁俊民的慷慨承担所致,据他说是受了南大精神的感召,得到几位校友李汉雄,吴永生,杨润全,
黄庄元,郭贻贤的承诺,协助他完成这个心愿。值得一提的是,这几位同学也是上一次1994年在峇厘岛“南大之夜”的功臣,他们说当年的筹委会主席黄荣順在
2013年逝世前,也表达要在峇厘岛再办一次联欢会的愿望。
虽然由于酒店地点设备与服务,很多方面的不当,引起与会校友们的不满,不过,在那四天三夜里,同学们遇到了当年的同窗,认识不同时期的新同学,畅诉云南园南大情,毕业后走过曲折道路,心路历程的甜酸苦辣,参与者个中欢乐滋味与感受,非笔墨所能形容也!
这 次联欢会有几个亮点:其一,翁俊民同学建议南大同学应该努力,争取在新加坡复校南洋大学;另外又建议设立南大校友教育基金,资助有需要的南大同学子孙,在 新加坡深造,这些建议引起同学们热烈讨论,他本人也在专题讲座和晚会上,大谈他的企业哲学,人生价值观,同学们都洗耳恭听;其二,讲座会另两位主讲人,廖 建裕谈南大校友对社会的贡献,谭国才讲述养生之道及中医疗法,两位都是南大杰出校友,各有特出成就,所以同学们对于他们的讲座皆兴趣泱然,虽在闷热的礼堂 里,同学们也耐心听讲。其三,九月十日晚上的千人宴,由于筹委们的精心策划,近千二人欢乐地参与,尤其是重金请来台湾汤兰花与百合姐妹,还有两名印尼著名 男女歌星,呈献了一场国际水准的歌唱音乐会,个人觉得,单单这一项娱乐就“值回票价”。其四,第三天,超过一千人的一日游,几十辆巴士浩浩荡荡,带我们去 参观著名景点:海神庙,农夫守护神庙,咖啡可可农业旅游园,最后完美于金巴兰沙滩的海鲜晚餐,同学们与新旧同学一起,度过畅快的一天。
虽然,首选和主要活动地
点酒店的选择是一大败笔,万幸的是,房里没电没水没电视,楼梯间阴阴暗暗,危机四伏;早餐找不到面包,荷包蛋要排长龙,不热的水冲咖啡茶等等,即便情况如
此糟糕,却没听说有同学跌倒受伤,没听说有同学水土不服闹肚子。事过境迁,大多数同学们会把它当作一个难忘的经验,可供以后的借镜,或当成茶余饭后趣谈的
材料,不会耿耿于怀。反之,对筹委同学如:许国荣,吴永生,李汉雄,杨润全等的劳碌用心,任劳任怨,奔跑安排,任由差遣,(总干事吴永生告诉我,他什么事
都干,哈哈!),力求联欢会顺利举行,同学们应该给个大大的“赞”!
联欢会-南大情意义的展现
打从1992年多伦多举办
第一届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起,到今年峇厘岛之约已是第十五届,经历了二十六年的时光,有许多同学每届必到,参加了十多次,我也参加了九次,这些同学们
乐此不疲,觉得那是难得的机会,重逢昔日同窗,认识新同学,一叙云南园之南大情。{当然。也有些同学不以为然,从来不参加,他们认为母校已死,何来联欢?
一番吃喝玩乐,没有什么意义!
2004年,槟榔屿校友会筹办联欢会时,想以“叙旧会”替代“联欢会”,可惜不成功。}联欢会的常客都希望联欢会可以每两年一次,一直延续下去,可是,现
状是:岁月无情,我们年纪大都“七上八下”,“末代校友”也已花甲之年,垂垂老矣!这个愿望如何达成?
今年就面临这个头疼的问
题,最忧心忡忡的莫过于我们马来西亚校友的老大--南洋大学校友会联委会主席周增禧,他早在几个月前,就一直联络各地校友会会长,商讨下届主办者,可是没
有头绪,甚至到最后一刻,九月十日下午,各地南洋大学校友会代表联席会议举行前一小时,他还召集马来西亚同学们讨论,寻寻觅觅,想方设法,就是要劝说,找
寻哪个地方的校友会肯接受为下一届的主办单位,当时有同学提议槟榔屿,说2004年我们办得好,又说槟城好玩,许多同学想再到槟城一游,我赶忙推辞,说
2004年才办,2012年也准备办,只是后来“孔融让梨”给了砂拉越,现在同学们已是意兴阑珊,没有意愿了。讨论后还是束手无策,无法找到有意承办联欢
会的校友会,大家在问:下一届在哪里?
今晚的“南大之夜”难道是联欢会的“最后一夜”?
全
球各地校友联席会议最主要的议程,就是要决定下一届的主办单位,会议开始不久,临时主席李汉雄同学一宣布这个议程,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会长缪进新同学就
提议:2018年第十六届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由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主办。此言一出,槟榔屿代表连和胜马上附议,并且说出希望新加坡能主办的理
由,我认为:太久没在新加坡举办了,自1995年在云南园到今天,已二十一年了,那年诞生的婴儿都已成年,新加坡的校友又特别多,经济能力强。况且,在
2008年北京联欢会时,争取主办2010年联欢会的意愿甚高,与霹雳校友会争得难分胜负!再说,外地很多校友也很想旧地重游,一睹云南园当前风貌。接下
来的代表们,不约而同,赞成由新加坡主办,好几位资深校友,如加拿大刘宗正,谢华谦,砂拉越黄志渊,霹雳周增禧,众口一词,尤其是刘宗正陈词最感人,这位
第一届联欢会筹委主席的南大杰出校友,谦虚说他中文表达能力不好,可是却说出一番感动大家的话,他讲出他对联欢会的意义,参加那么多次的感受与不舍之情,
牵动了同学们的南大情结!其他同学也纷纷倾吐心中的南大情,作出一番深情的表白,溢于言表,令人感动!结果,虽然新加坡毕业生协会会长谢万森,起先极力提
出许多他们面对的难处,也声明说如果是2020年会比较合适。到后来,听到代表同学们的恳切心声,意识到如果新加坡不接受,真的会导致当晚没有人接主办旗
的尴尬困境,最后一夜!终于,在跟他的两位副会长陈友明,魏钧扬讨论一番后,终于点头应允,同学们欢欣不已,欢迎这个得来不易众望所归的决定!
这一刻,我看到了“南大人,南大情”的最高表现!对我来说,则是参加此次峇厘岛联欢会的最大收获!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我的视学官生涯
我在1963年底念完南洋大学物理系课程,回到甘榜龙谷,老爸要我继承他的事业,看椰园做椰干生意,我一向孝顺,也没有什么大志,有德文老师鼓励我去德国深造,我也没有心动,一毕业就和相爱多年的爱人成亲,打算成家立业了。龙谷是个偏远的甘榜,离开下霹雳安順约三十英里,以当年大学毕业生的凤毛麟角,我的选择被看成近似“愚孝”。
于是,我和妻子就在甘榜住了下来,我的工作,一早就要起身,上椰灶挖椰肉,烧椰壳烘椰干,之后要进椰园看工人剥椰子,拾椰子;不然就得用独木舢舨,載着约十麻包,每包约一担重的椰干,沿着小河,运送到离开家约五英里的二十四碑。这样日复一日,是相当粗重辛苦的工作,我体质较差不能干粗活,两年中病倒几次,于是向老爸要求 ,想去教书,他无奈答应了。
从此我就进了教育界,在三间学校:家乡附近的双溪泗汶佐哈里中学,怡保培南中学及安顺荷里美以美中学当临时教师开始。1966年在怡保培南执教时,有位张嘉赐老师考获伦敦大学校外华文荣誉文学士。我见猎心喜也跃跃欲试,于是就报了名。得到南华中学学长杨仁德的帮助,拿到所需的课程范围,参考课本等,也报读了一个函授课程。两年后(1968年)应考,年底成绩发榜,居然一试即中,而且在那年雪隆考区十多名考生中,唯我独尊。BA (Hons) (London University) in Chinese Studies 是个政府承认的学位,得知考中,欣喜若狂,回去途中,在奔驶中的 Honda Cub 摩托车上,喜极狂笑!同年,报读马来亚大学教育文凭班,获得师范专业文凭(Diploma in Education)。那时马来亚大学接受有非承认大学学位者,经英文口试合格后入学,是非承认学位毕业生当老师的好途径。记得我当时的口试主考官,正是知名教育学者:马大教育系主任王惠卿教授(Prof Ruth Wong)。
在同一年里,考获受政府承认学位及师范专业文凭,享有一级政府教师的待遇。接下来1969年新学年要选的是,到哪里、哪间学校教书?霹雳安顺圣安东尼中学(St Anthony's School) 刚开办高级剑桥班有空缺,美罗中华中学副校长胡炳生同学(南大现语系),刚受聘于拉曼学院为注册主任,找上我顶替他;美罗一职马上是副校长,但安顺则较接近老爸家,所以选了圣安东尼中学,这间由天主教修士开办的英文中学。
1969年,开始作为正式教师在英文中学教书。当年勇、意气风发的我,好像什么科目都难不倒我,教过的科目有:高级剑桥班的华文,马来文,中五班高级数学和科学。
1977年,教育部的联邦视学团,在新任视学团总团长陈文麟主持下,大动作招募联邦视学,觉得是我有兴趣的工作,就呈上申请书。那年申请人数超过七百人,甄选步骤严谨,校长评估报告之外,还有教课视察和小组审查。到最后筛选,全国只有三十八人入选,而我是幸运的一人。消息一出,小城镇也轰动一时,许多社团乡亲好友纷纷登报祝贺,说是“学以致用”,“才孚众望”,“乡梓之光”!
进了联邦视学团
马来西亚教育部属下的联邦视学团(Federal Inspectorate of Schools) 是依照当年英国的女皇视学团(Her Majesty's Inspectors) 的规格设立的,那时的视学官权力大,有监督和行政权,凌驾所有教育官员,直接向部长报告。随着七十年代的阿兹教育服务报告书的建议改组,被列为教育部属下的一个单位部门,从那时起,视学官就没有行政权,对于学校的行政管理,课程内容,老师调派及教学法等,只有咨询和提出建议。所以,以前人称“联邦督学官”,我以为“联邦视学官”才是正确的称呼。
刚进入联邦视学团,我期望甚高,想要一展所长,有所作为。当时对于各种教育课题,教学问题也有些想法。比如:我向同事与上级的一项提议是:几年的教学经验和到多间马来小学视察,我发觉马来老师和学生大多数对数学有恐惧感,好像有道无形的板块挡住,使到他们一见数学就怕,不能好好教学。我甚至认为:马来学生一般上学业表现差劲,基于缺乏数学思维方式的训练所致。我们知道,数学科锻练学生逻辑思考,其公式条理分明,举一反三,解决难题,可说什么科目都用得上的法宝,建议设立专案小组,收集个案研究。可惜的是,当年许多同事与上司,对这项建议的反应并不理想,这些意见无法再向上表达。
虽然如此,我在视学团的工作相当顺利。工作是有些奔波,要驾车到处去,但我非常喜爱视学这份工作,因为每天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和学校,见到不同的校长和老师,工作也较在班上教书轻松得多!(我喜欢用开玩笑口吻,用粤语对朋友说:我的工作是“行行企企,下巴轻轻讲几句!”朋友却笑我:那么久了会变口蹄症的!)第一年被派到东海岸的登嘉楼州,住在瓜拉登嘉楼的 Chendering 海边。那时交通不便,要回乡探望父亲需大费周章,幸好总团长很同情,一年后就把我调到西海岸的亚罗士打;在吉打州服务四年后,在1982年,升职到槟榔屿为槟州视学团副团长。这次能升级,要感谢时任州视学团长陈芳涛,部署我为他的接班人,全靠他的赏识和推荐,我才能从那么多表现优良的同事中,脱颖而出。
从1977至1989年,在视学团服务了十二年余,算是人生较有起伏波折,尝尽欢欣喜悦,苦辣辛酸的那些年。
在联邦视学团,有好些令我欢欣鼓舞的事情。首要是前面提过的对视学工作的兴趣,由于我在马来甘榜长大,马来语说起来还带有马来腔调,兼又曾与李光耀同场,考获新加坡马来文第三级文凭,又有高级剑桥马来文主科及格;在英校教书多年后,英语也说得不赖,中文当然更没有问题。我的三语优势使我到各类型学校视察时无往不利,轻松愉快和校长老师们沟通交流,写报告完成任务。同时,到了新地方学校视察,工余又趁便游山玩水,品尝当地美食。比如,吉打浮罗交怡是旅游胜地,去那里视察学校像是去度假,坐快艇乘风破浪去学校后,观赏了美景,再去吃生猛海鲜!所以在那十多年,记忆中没有请病假的记录。
至于老师校长们对于视学官的视察和评估,以及对视学官的一般印象,就无从得知,因为很难得到校长老师的据实回答,毕竟老师上课时,不会欢迎有人坐在后面观察,过后又指指点点!不过,有次却有意外的发现:话说1990年有一天到吉隆坡公干,留宿武吉免登第一酒店(Daiichi Hotel),临睡前读星洲日报,一篇由名为“韩儒”的老师,在“言路”版发表的评论文章:“督学与[门徒]——兼答刀十八君”,给了我一个意外的大惊喜。他在文中说:“根据我在教育界服务几十年的经验,所遇到的联邦督学(视学),绝大部份都是谦谦君子,督导有方,比如早期的联邦督学陈芳涛、王康文、近期的联邦督学连和胜等,都是认真视察,平易近人。”哎呀!我竟然被点名,是一位谦谦君子、认真视察又平易近人的视学官!尤其难得,这位老师非常了解视学官的任务和职责,他接着又说:“联邦督学到校视察教学和检阅作业,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任何一位老师都不会[毛遂自荐],请督学驾临班上视察教学的,这是人之常情;虽然如此,老师们却应该明白,联邦督学到校视察,是职责所在,对老师教学的褒贬,也是履行工作上的责任,老师们应该虚心接受,有过则改,无过加勉。”
另一方面,作为高级公务员,有别于校长或老师,我们享有居住政府屋的特权,一调到槟城就住进峇都兰樟巷的一间高级政府屋,与东北县长为邻。这是一间殖民地时代建造的英式双层洋楼,占地约一英亩,典雅宽敞,附有佣人房与车间。记得1982年底,从亚罗士打搬入时,一家九口,第一次享受到乔迁之喜呢!好友陈业良看了,惊叹之余说:新居样样好,唯有一个可惜,可惜不是自己拥有的产业。在这间名符其实的洋房里,一住超过十年,直到1992年,以政府房贷买入现在的诗里尼蒙住家为止,七个孩子,在这里度过他们快乐的求学童年。
再有一个值得一书的经历是:1986年九月得到三个月游学英国伦敦,考察教育的机会。那是教育部常年计划之一,派遣高级官员与校长,到各国作教育游学考察,切磋学习,通常只有少数非马来人官员获选。本来我已被选到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读三个月课程,那时在视学团也是破天荒头一遭,岂知行前一个月被告知,改作赴英国东北伦敦工艺学院(North East London Polytechnic) 的课程,两间学府的学术地位可说天渊之别!后来知道,哈佛之良机被骑劫了,谁干的?You know who!无论如何,那伦敦的三个月是非常难忘、充满欢愉的日子。寄宿在伦敦郊外森林路的 YMCA,就是传说中的罗宾汉,劫富济贫出没的森林,出门坐巴士或地铁(The Tube),非常方便。周一到周五有课程活动,有讲师和教育官员陪同,到各处学校及教育机关考察;周末就和三两同事,到伦敦各处游览:公园,博物院,艺术馆,歌剧院,唐人街……都有我们的踪迹。我特别喜爱剧院里演出的音乐剧(Musicals),什么“猫”,“歌剧魅影”,“悲惨世界”……一部都不放过。算一算,三个月里一共观赏了十二出音乐剧,过足戏瘾!遇到较长的周末,就快捷出游,到欧洲去:法国,荷兰,比利时。那时海底隧道还没建好,坐轮船过英伦海峡,到了法国坐火车,一路无阻到欧洲各国,经历另一番风味与景色!
土著政策的受害人
现在要说一说辛酸惨痛的经历了,这事对我影响深远,而且伤得很重,如今讲起来,心情还十分沉重!万万没想不到,晴天霹雳,1989年总视学官的一道指令,结束了我十二年余写意的视学生涯,将我调回学校,任命为槟城西南区新港国民中学副校长。这一指令,对我这个自认工作尽责、相对优秀、与同事关系良好的视学官,仿佛被推下悬崖,一落千丈!
我一时不知所措,上司和好友都属于顺民型,没有劝我如何违抗上级指令,正如政府公函的结尾句所言:“遵循指令的我(Saya yang menurut perintah)”。几天几夜的遑遑不可终日,夜不成眠之后,到吉隆坡上诉,结果都是枉然。到处碰壁,最可叹的是华人副部长,他告诉我:他们已经做了,我们能做什么?似乎这种事他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后来我才知道,是总视学官莫哈末迪亚,要提拔他的森美兰同乡莫哈末东升级,所以夺走了我的职位。那时他还编造一个谎话,说连和胜过于喜爱槟榔屿,不肯被调到吉隆坡总部,情愿留在槟州!当时,其实可以抗命留在视学团,不接受调回学校,因为,过后听说有许多名被派回学校的视学,还是升迁较高的职位,不接受指令而选择留在视学团,上司也没有采取什么对付行动。
是我个性的懦弱,还是优柔寡断怕事?我还是忍受了耻辱,遵从指令到学校报到。过后,大概是当局者觉得没有过错无端端被贬,有点说不过去,于是六个月后,调我到比邻槟州的居林,一间教会创办的圣彼得中学当校长,地位算是提升了。两年后又调派至槟州北海麦曼珍中学为校长,又过两年,在我五十三岁生日过后,获准提早退休,正式告别服务近二十七年的教育界。
从被逐出视学团到退休的四年余,除了维持同等薪金外,其他方面我都损失惨重:精神打击,社会地位,工作加重不算之外,往来学校的奔波,如居林离开我的住家约十五英里,汽油,过桥费增加了许多开销;最严重的,作为校长,我已经失去居住政府屋的资格,必须马上搬出!这些损失可否采取法律管道,向总视学官、教育部或政府追讨?
官场现形记
正名为教育官、视学官,我也算在马来西亚官场“混过”。这十多年中,其间的官场现形记,形形色色,个中的矛盾、可笑和期望落空的事件,层出不穷,可作茶余饭后的笑谈资料。
在视学团的那些年,见到许多荒诞不经的事情,好气又好笑的经历,我称之为“官场现形记”,说起来有一匹布那么长。如:本来的下属变了头顶长官,被校长误会当作推销员,太早到校惊醒做好梦的校长,知道要被视察而躲入厕所不出来的教师,学生指引老师的高级数学课,用马来文来拼音的英文字,坚持要在课室内祈祷的老师,视察把脸部包到只剩两夹缝的女老师的经验……这种现象大概只能在 Bolehland(能国?)发生。我以为,包括像我的教育职位进程:教师~视学官~副校长~校长,而不是正常的:教师~副校长~校长~视学官。这些怪现象,都是国家施行土著政策的后遗症。
所谓“土著政策”,正名为国家新经济政策,是马来西亚第二任首相敦阿都拉萨在1969年五一三种族事件后推行的,目的要在二十年内提高土著(马来人)的经济地位。比如说,要在各种企业占有至少三十巴仙的股权,要土著在各行各业占有一席之地,现在四十年都过去了,让我们回头看一下,其结果如何?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就说教育方面,虽然学校,学院及大学数目大幅度增加,学术水准却江河日下。上个月看到一位世界银行经济专家的报告,他说马来西亚现今的教育素质低落,比越南还差!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当头一棒!可是有关人士,推行政策的当权者,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我们只能说,当权者为了推行有关政策,只求目的不择手段,明知对国家前途不利也要实行!奈何?
(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二日)
牝鸡司晨的时代?
牝鸡司晨的时代?
当下我们的世界,有哪几位比较突出的女性领 导?一时会想到: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韩国总统朴槿惠,
德国总理默克尔有女强人形象,主政多年,领导德国政绩彰显,
金融界风云人物当数叶伦,她的决策,一言一语,
缅甸昂山素姬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由于嫁给外国人,
台 湾第一位女总统蔡英文,她所属的民进党有台独纲领,
英国新相特丽莎梅,一向不见经传,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今年十一月的美国总统大选,
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国会反对党领袖是旺姐-旺阿芝莎,
还有哪些女性领导?想到孟加拉国总理哈希娜,
男权社会一般上不看好女性的领导,除了一些先进的西方国家,
就笔者本身而言,十五岁失去母爱,十七年前失去老伴,
希望:母鸡叫早,也能叫出一个光亮的太阳,迎来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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